以87岁高龄亲自到中国现身说法的东史郎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王牌节目“实话实说”直播后，《东史郎日记》正处于热卖脱销，并大有继续升温的劲头。这情势很像一年前由留日学生方军在日本采访十几个侵华鬼子兵后结集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所带来的宣传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解读日本，近年来已经成为出版界新的卖点和热点，其中包括《日本：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李炯才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阅读日本》（陈平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暧昧的日本人》（李兆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求错集》（孙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发现日本虫》（毛丹青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日知漫录》（李长声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警惕日本》（王俊彦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等一批书籍。
以上所列书籍的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国内较有名气的学者，虽非学日语出身、专门研究日本的人，但由于这样那样偶然的机缘到了日本，在日本或多或少地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进而兴起了研究、著述的念头。因为这些学者有的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一直局限于书斋和日本汉学界，而有的出于生存需要、曾一度深入到日本的中下层打工，接触到书斋以外的日本生活和民众，所以他们对日本研究的视角和观点各不相同。另一类作者到日本前和学界无关，只是出于纯朴的民族感情有意识地采访了一些日本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类书谈不上研究价值，文字也相当粗糙，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史料性。
由于作者的出身背景、知识背景和在日本的生活体验大不相同，各有自己特定的视角和感应，阅读日本的结论自然是十人十色。自己认为很到位的解读，在别人看来也许就是“误读”。然而几乎所有作者都不会“误读”的是，日本给中国当了千百年的学生，反过来一再打自己的老师，而且理直气壮，一直不肯给侵华战争明确的道歉。在“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中，主语暧昧，使世界舆论大哗，进而引起亚洲人民的强烈抗议。日本国土狭小，物资贫乏，由此而来的危机感几乎溶化在每个日本人的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日本的教育程度之高在全世界居前列，然而从文部省“修订教科书”到许多政治家的一再“失言”，鲜明地具有一贯性。之所以反复“失言”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有许许多多欢迎“失言”内容的听众，日本人一直顽强地坚持着一个感情逻辑：若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当年为国捐躯者的遗族岂不可怜。没有人告诉日本年轻一代，他们的祖先在过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径。右翼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多么残忍，那么年轻一代每时每刻都会有罪恶感，良心在这里是个负担，罪恶感会破坏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安宁。
幸亏还有像东史郎先生一样天性没有泯灭的日本人，幸亏还有我们中国的作者，他们著书立说、不厌其烦地向中国读者剖析日本民族的复杂，因其复杂，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在此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两次吃了日本人的大亏，日本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遗憾的是，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至今依旧是模糊不清的。相对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日本文学专家高慧勤女士说：中国和日本历史渊源很久很长，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提起日本人会比较憎厌，民族感情的东西更多一些。经过50多年的历史沉淀，中国人也希望超越感情的局限，对日本民族有一种理性的认知。目前出版的这一批研究、介绍日本的书籍，虽然是学术著作，但可读性较强，雅俗共赏，使一般读者能看懂、能进入，对于普通读者超出浮面的、对日本的认识，突破民族感情的限制，了解日本民族，进而找到许多问题的答案都是很需要、很有价值的。这些书延续了80年代以来国内产生的“文化热”，出版界对“文化热”一直比较关注，包括对各个国家的研究，都属于大的文化类丛书。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日本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对欧、美的研究，研究和介绍欧、美一向比研究日本更受到重视和关注，“西方中心主义”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翻译界也有很明显的体现，这些都有必要纠正。
二次大战后，作为一个战败国，日本失去一切、一贫如洗。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它却变成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之一。克日之道，在于了解日本，目前已成为国内普通读者和出版界的共识，解读日本的书籍将会继续成为出版界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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